如今，95%以上的种植大户都处于赔钱状态，在众多因素中，高额的租地费用是拖垮他们最直接的原因。

       每亩1000元以上的地租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，加上经营土地难以集中成片的问题，让不少种植户头痛不已，因此“退租”热潮的发生已并非新鲜事，更像是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“阵痛”。

       2009年，由于当地缺乏总体规划，导致一窝蜂种植，当地韭菜产量过剩，“菜贱伤农”，一下子赔了个一塌糊涂。仪大彪并没有因此放弃，又坚持了两三年，不仅顶着天灾和市场的压力，还要承担高额的租地费，即使这样，也没能起死回生，相反高额的地租费却成为压死他最后的一座大山。

       2016年湖南有个种植大户，承包了西头3000亩地，给大家签订的合同是每年缴纳一次承包费，合同签订了5年，平均每亩地每年大概划到1100元。2017年很顺利，除去成本还能盈利。

      到2018年情况就有了变化，大面积种植已经很难赚到钱，加上租金过高，高额成本让种植大户难以坚持，最后经协商地租价格降低到每年800元/亩，于是又坚持种植了一年，可现如今种植大户直接跑路了。

       这两个案例只是众多种植户退租热潮下的缩影，如今受疫情影响，滞销事件频发，种植大户们的处境更是难上加难，高额的租地费用或许是压死他们最后的一座大山。

      某农业公司流转耕地，已经流转到190亩，再有中间的10亩就能实现200亩集中连片经营了。但是，问题出现了，前190亩每亩500元，最后这10亩，农民每亩要600元，给还是不给？如果不给，前面的努力就付之东流了。
      也许，就在1公里以外的地方，有300元就能流转到耕地，但是代替不了这10亩。这最后的10亩地就形成了垄断生产要素！

       第二年，其余190亩也需要支付600元每亩，其他农民会说，一样等级的耕地，为什么张三的你给600元？
       事实上，当你承包下第一块地后，就陷入了农地的垄断丛林，因为剩下的每一块耕地都具有垄断力量。道理显而易见，规模化经营必须要求集中连片，每一块相邻地都是独一无二，无法替代的。

       由于农地流转市场不健全，国家征地补偿标准为农户提供了一个流转耕地的心理参考价位。全国各地，征地补偿低则两三万元/亩，高则可达二三十万元/亩。如果补偿20万元/亩，抵得上种植粮食300年的纯收入。
       所以，有的农民担心耕地流转出去后，如果遇到国家征地，可能导致与经营户之间相互扯皮，而现实中此类纠纷确实屡见不鲜。
       还有的农民高度重视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，想着把地传给子女，以备不时之需，产权越明确，反而越不愿流转出去，宁愿撂荒。
       许多地方，如泸州市、横县、江安县等，纷纷出台了禁止耕地撂荒的相关政策，充分说明我们已经陷入既存在地租疯涨、又存在耕地撂荒的双重困境。

      由于农地细碎化程度严重，一户农民拥有20亩承包地，也许会分布于10个地块。企业如果想集中连片流转到200亩耕地，可能涉及到几十户甚至上百户农户，有的在包头，有的在深圳，协调成本非常高。本来300元的流转市场价，为了加快流转进度，不得不提高到500元，还得动用大量的社会关系进行协调。

       为了引导农业实现适度规模化经营，许多地方出台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政策，如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，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能力建设等。而补贴（奖励）农业经营主体的钱，多数转化成为地租。
      增加财政补贴能够把地租抬高，但是停止补贴后，地租却不能同步降下来。由于地租具有价格粘性，财政补贴又缺乏持久性，这使得多数农业种植企业一旦失去了财政补贴就会立即亏损，无法维继。
      有人指责工商资本动机不纯，下乡目的就是为了套取农业补贴，补贴到手后就马上走人。其实，多数公司的初心确实是踏踏实实经营农业，只是真的经营不下去了！

       接下来，我们通过建立一个简易模型来表述地租上涨的逻辑。
 农业公司的地租函数：y=ax+b/c+g
      其中，y为农业公司所支付的地租，a为当地农户间小规模农地流转的平均地租，x为非农化系数，b为企业家的自信，c为企业家对农业的了解度，g为政府支持。
在经营农业上，农民最理性。农户之间小规模流转耕地形成的地租a，最接近理性的市场价格。因为农民家庭经营，劳动力不计入成本，农民种田一年赚了3万，如果付出同样的劳动，出去打工也能获得相近的报酬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把人工算入经营成本，在地租a下，农业家庭经营利润已经为0。

       在公司规模化经营下，人工报酬需要计入成本，但是由于大型农机具的使用，新耕作技术、新水利设备的利用，在地租a下，企业存在一定的盈利空间，然而随着地租上涨，耕地非粮化和非农化的风险会同步加大。基于晋西北农村的观察，得出如下结论：